中国内地城镇化还没有模式0元宝草

中国内地城镇化还没有模式

易鹏。

新密模式与全国其他城镇化发展模式，有何区别?如何解决城镇化伴生的公共资源不均衡现象?围绕这些问题，东方今报记者专访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。

内地的新型城镇化

东方今报：6月7日，在河南新密举行了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座谈会，会上提出了新密模式。您怎么看待?

易鹏：河南新密，我没有去过。未做过详细的研究，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他们搞了一些创新，这些创新应该鼓励。

这些年，各地在探索新型城镇化过程中，出现了广东模式、珠三角模式、天津模式等各种提法。但我不同意模式的提法，准确地讲，应该叫发展路径更合适，因为模式是成熟固定的。中国内地的新型城镇化还处于发展、探索阶段。

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因地制宜，先行先试。不能搞“一刀切”。推进城镇化需要遵循规律，因势利导，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、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。

东方今报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，有学者提出重点发展小城镇的观点，您为何主张发展大城市?

易鹏：人大量往大城市走，这是个趋势。就特大城市而言，不管怎么样，污水可以处理，垃圾可以处理，而在农村基本没有。从当前规律看，想把特大城市公共资源疏散到中小城市或者小城市难度非常大。

坦率来说，对于主张小城镇派学者，我也能理解，但是有点乌托邦。从资源吸纳的角度讲，大城市存在马太效应。

人口平均分布在城市中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平均主义也不符合当前城镇化发展的规律。但可以考虑以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，在城市群中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，也可以考虑在大城市中集约建设，让土

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同步。

公共资源不均须化解

东方今报：新型城镇化过程中，农民上楼变成市民，上楼的农民发现，即使和市民衣食住行同步了，但教育、医疗等优质公共资源仍是缺乏的，该如何化解这一难点?

易鹏：经济水平、基础设施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化等各方面，条件比较好，才会不断有人汇聚。对于小城镇来说，是无法形成规模效应的。第一，1.8万个建制镇平均一个镇才7000多人，市场资源也不会进去;第二，行政资源也是无法配置的。

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27.98%提升到2013年的53.7%，实现了大幅提升，也为中国经济增长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但是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，之前的很多问题也逐一显现，比如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的半城市化现象，城市粗放发展导致的城市病。

破解这些难点，需要户籍制度改革，比如应该允许子女随打工父母在居住地就读、考学，还需要新技术的支持，比如远程医疗、教育网络的建设，就能为偏远农村地区提供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。

新型城镇化并非大拆大建

东方今报：您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新一轮改革的“牛鼻子”，但牵住这个“牛鼻子”需要大量的资金，钱从哪里来?

易鹏：钱的问题，在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。但要看清楚，新型城镇化需要的是增量资金还是存量资金。城镇化肯定不是房地产化，但是城镇化不可能不要一点房地产。房地产现在每年有8万亿投资，基础设施固定投资去年是30多万亿。很多东西都和城镇化相关，而且很多是市场化投资。这就意味着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不是很大。这些增量，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，而政府需要为之配套公共设施投入、增量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等。

东方今报：请预测一下未来新型城镇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?

易鹏：未来20到30年间，中国城镇化率会跨过70%，10亿人会生活在城市里面，其中有70%生活在城市群里。未来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将突破3000万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将突破100万亿，50%的房地产企业将会消失等等。

新型城镇化不是单一的经济进程，而是集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性进程。

过去的城镇化过于追求物，导致外界对新型城镇化有很多误解。真正的新型城镇化绝不是房地产化，也不是投资大跃进，更不能是大拆大建，而是推进社会公平、扩大内需，跳过中等收入陷阱，找回蓝天白云，构筑幸福宜居的抓手。

受访者

易鹏：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、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、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委员会委员。《推进实施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规划研究报告书》课题组成员;《贵州生态旅游发展规划》专家评审组成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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